中國光大集團

　　一、這就是歷史。歷史經常賜予人類以機遇，歷史經常見證有的人能夠不失時機抓住機遇，歷史也經常見證有的人與機遇痛失交臂。這就是歷史。

　　二、歷史的經驗。前些年一部熱播的電視專題片《大國崛起》，介紹了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蘭、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日本、俄羅斯、美國九個國家成為世界大國的經歷。這九個國家既有幅員遼闊的泱泱大國，也有巴掌大的蕞爾小國，卻于500年間在綜合國力上交替成為世界性大國，值得深思。這九個國家的共同點是：無不以國家強盛為目標；無不以改革體制為前提；無不以對外開放為先導；無不以科技創新為引領；無不以國民教育為基礎；無不以精神文化為支撐；無不以精英人物為骨干(如思想家伏爾泰、盧梭；科學家牛頓；發明家瓦特、愛迪生；經濟學家亞當·斯密、凱恩斯；探險家哥倫布、達·伽馬；文學家莎士比亞、雨果；政治家俾斯麥、大久保利通；企業家澀澤榮一等等)；無不以有為領袖為表率(彼得的“下士”經歷，華盛頓拒當國王，伊莎貝拉資助哥倫布，葉卡捷琳娜學習俄語，威廉二世出資興教，伊麗莎白一世的終身不嫁，羅斯福的新政演說，戴高樂的自由法國抵抗運動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等等)。這九個國家的不同點是：政體上既有君主立憲，也有共和制；經濟體制上既有自由市場經濟，也有計劃經濟；對外開放上既有基本照搬他人(如彼得一世)也有立足自身；推行手段上既有溫和妥協方式也有強硬方式；對外擴張上既有武力擴張為主也有經濟擴張為主(又同時表現為文化擴張)；國家統一上既有經濟手段為主的統一(如德意志的取消關稅)也有武力手段為主的統一(如美國的南北戰爭)。這九個國家也給后人留下了許多值得記住的名言，如記者評價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時所講的“跪下的是德國總理，站起來的是德意志精神”；如羅斯福所講的“惟一的恐懼是恐懼本身”；如俾斯麥所講的“沒有不變的原則，沒有任何國家不可以結盟，也沒有任何國家不會成為敵人”；如威廉二世所講的“靠精神的力量彌補身體的缺陷”；如澀澤榮一所講的“一手拿算盤，一手拿論語”；如邱吉爾所講的“寧可失去一個印度，不能失去一個莎士比亞”；再比如“一個熱愛思想的民族才能擁有思想，一個擁有思想的民族才能前進”等等。這九個國家的成功經驗是：抓住歷史機遇；立足本國國情；學習他人之長；培育人才為本；精神物質并舉；堅持變革創新；政策剛柔有度?？傊?，上述九國之所以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成為世界舞臺的主角，用最簡單的語言概括就是：抓住機遇！

　　三、歷史的教訓。歷史也從來不缺少與機遇失之交臂的例證。上述九國中，如葡萄牙、西班牙的曇花一現，來去匆匆；如彼得一世、路易十四的一味恃強，激化矛盾；如前蘇聯的體制僵化，不思改革；如拿破侖、希特勒的訴諸武力，對外擴張等等，都是后人應予引以為戒的教訓。除此之外，我想說說《大國崛起》未涉及的阿根廷。阿根廷二戰期間曾是世界上少有的農牧業現代化大國，上世紀八、九十年代又一度成為經濟自由化的“榜樣”，可是在機遇轉折期，阿根廷放棄根本，亂了方寸，不僅沒有躍升為強國，反而被打回了原形。上述種種例證說明，機遇是市場的一方，人是市場的另一方。在機遇來臨時如果眼界不寬，膽識不足，缺乏符合自身特點的戰略思維，發展的“前奏”就會轉瞬變成隕落的“悲劇”。

　　四、歷史的新機遇。此次全球金融危機，或將使世界格局出現大動蕩、大分化、大改組。今天，“東西問題”已然明顯弱化，“南北問題”愈加錯綜復雜(八十年代初鄧小平曾將當時的世界格局概括為“東西問題”即兩大陣營問題和“南北問題”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問題)。未來若干年，很可能一部分“南”升級為“北”，一部分“北”降格為“南”。這是歷史賜給人類的新機遇。這個新機遇當然是一個由硬實力變化到軟實力變化的漸進過程，但“變”是必然的，人們可以拭目以待。

　　五、中國的機遇。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將給中國帶來六大機遇。

　　一是和平發展的機遇。盡管蘇聯解體后世界格局舊的均勢被打破，但一超(美國)多強(歐俄日中等)的新均勢已然形成(盡管多強之間會不斷地分化組合)。由于“一超”的世界警察職能已經力不從心(一個阿富汗已使其疲憊不堪，一個伊拉克又讓其焦頭爛額，一個金融危機更讓其雪上加霜，再加上一個朝鮮，再加上一個伊朗，再加上拉美后院....。.)，這個“新均勢”將在未來幾十年為中國提供和平發展的新機遇(當然不排除可能有“變”，但“均勢”是主流)。

　　二是發展道路選擇的機遇。歷史已經證明了計劃經濟的弊端，歷史正在證明完全自由化的市場經濟也并非萬能。前車之鑒給中國在發展道路選擇上以新的機遇：借鑒別人成功的道路，不走別人失誤的老路，走出符合自己國情的特色之路(可以設想，如果沒有這場全球金融危機，有越來越多的人會把完全自由化的市場經濟奉為圭臬)。

　　三是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他國讓位機遇。金融危機后至少先在硬實力上世界各國將重排座次，以后在軟實力上也將如此這般。一些國家對此情愿也好，不情愿也好，這將是必須面對的事實。我們固然需要韜光養晦，我們同時需要有所作為。毋庸諱言，全球金融危機將為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提供在國際政治、經濟事務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機遇。

　　四是文化認同機遇。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其精髓和生命力越來越受到全世界的關注和認同。政治是暫時的，經濟是長遠的，文化是永恒的。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提升，中國文化也必將走向世界。

　　五是金融危機中的“市場騰空”機遇。在金融危機背景下，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減速，能源、資源類資產價格回落，為我國開發海外市場、拓展能源渠道、強化資源儲備及增進科技實力提供了必要的空間和有利的條件。

　　六是外需減少的“倒逼”機遇。全球金融危機導致我國外部需求大量減少。但有壓力才能有動力，這種“外需減少”同時又為我國帶來擴大內需和調整結構的“倒逼”機遇，即所謂“逼上梁山”。

　　六、機遇中的挑戰。在世界格局變化之時、中國機遇來臨之際，沒有哪個國家甘心讓位，因此“錯肩矛盾”必然產生，這種“錯肩矛盾”甚至不排除發生一定程度的政治、經濟、局部軍事、文化上的摩擦和沖突。消解該矛盾的方法是登高望遠，大局為重，韜光養晦，大進小退，關鍵是有理、有利、有節。

　　七、中國的選擇之一：世界棋盤上的縱橫捭闔。在新機遇和新挑戰并存的世界棋盤上，大體呈現出三大板塊和十二個支撐點的布局。美國為一個支撐點和第一板塊，歐俄日中呈四個支撐點并為第二板塊(澳、加可列為歐洲點)；東北亞、東南亞、南亞、中亞、中東、非洲、拉美呈七個支撐點并為第三板塊(當然上述支撐點的支撐力度各不相同)。上述板塊與支撐點的形成，首先是經濟利益。十二個支撐點可視為十二個大市場，各自在資本、技術、商品、資源、勞動力等方面進行交換，各取所需，保持平衡。其次是地域安全、地緣利益需要，所謂“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”。最后是文化、民族、宗教、意識形態、國家制度、歷史恩怨的需要，所謂“道不同不相為謀”。上述各板塊、支撐點之間既相互需要，又相互排斥，既相互利用，又相互戒備，但總體上需要、利用是主流，否則幾敗俱傷；排斥、戒備將永遠存在，正可為我所用。在處理各板塊、各支撐點的關系時，我們既要考慮同相關板塊、支撐點的關系，又要考慮同其他板塊、支撐點的關系；既要考慮同部分板塊、部分支撐點的關系，又要考慮同世界整體的關系；既要考慮某一板塊、某一支撐點的關系，又要考慮板塊內部、支撐點內部各組成國家的關系；既要考慮當前的關系，又要考慮長遠的關系?？傮w上宜取“利用矛盾，爭取多數，著眼全局，把握火候，趨利避害，為我所用”的戰略，利用各板塊、各支撐點的矛盾與制衡發展自己，爭取盡可能長的戰略機遇期。對其中每個板塊、每個支撐點的發展，我均樂觀其成，視為各自矛盾轉化為我所用的因素；對其中的摩擦和碰撞，我或避而不談，或避重就輕，或就事論事，或義正詞嚴，具體視我長遠利益需要決定。

　　八、中國的選擇之二：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。中國能否在世界格局大動蕩、大分化、大改組之際抓住機遇，首先是要繼續深化改革，把自己的事情辦好。當前應切實解決好十大不平衡，即城鄉發展不平衡、東中西部發展不平衡、一二三產業發展不平衡、發展中的“三駕馬車”不平衡(主要以出口和投資拉動，消費不足)、發展與環境保護不平衡、發展與資源合理利用不平衡、發展總量與質量效益不平衡、當前發展與持續發展不平衡、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平衡、物質的發展與精神的發展(精神文明建設)及政治的發展(政治體制改革)不平衡。

　　九、中國的選擇之三：金融的機遇與選擇。此次的機遇系全球金融危機所給予。一方面職責所在，一方面解鈴系鈴，從金融方面考慮，亦需解決十大不平衡，即城鄉金融發展不平衡，東中西部金融發展不平衡，大中小金融機構發展不平衡，直接金融、間接金融發展不平衡，金融創新水平與經濟發展要求不平衡(這同美國過度創新的情況相反)，金融監管水平(盡管有相當大的改善)與防范風險要求不平衡，金融業發展速度與人才供應、人才儲備不平衡，金融業的發展趨勢與金融企業的管理水平、體制機制、金融文化建設不平衡，金融業的發展水平與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、規則制定權及其他參與權上的不平衡，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與中國的經濟地位的不平衡。

　　十、中國的未來。機遇正在眷顧我們，機遇也將轉瞬即逝。機不可失，時不再來。我們必須抓住機遇。倘如斯，六十一甲子，六十新起步。60年之后再起步的中國，將變為少年之中國，“少年智則國智，少年富則國富，少年強則國強，少年獨立則國獨立，少年自由則國自由，少年進步則國進步，少年勝于歐洲，則國勝于歐洲，少年雄于地球，則國雄于地球……